外滩的钟声敲了六下，黄浦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干净，我就已经坐在和平饭店九楼的套间里喝第二杯咖啡了。窗户玻璃上还映着昨晚没撕干净的旧报纸，头条写着“沪上股灾，跳楼者众”，角落里是我那张模糊的相片，下面一行小字：“金融奇才陈青昨夜于私宅吞枪”。嘿，吞枪？我摸了摸心口，那里光滑得很，连个疤都没留。
“先生，孔少爷来了。”穿白衫的侍应生声音压得低低的。
我头都没抬：“让他等。”
手里的账本是从霞飞路老宅地板下挖出来的，纸张脆得碰一下就能碎成渣。上面记着民国二十二年的棉花生意——我投了两千万，赚回三千万，最后这笔钱要了我的命-7。表哥孔大少，我的好合伙人，在我吞枪前夜搂着百乐门的舞女，用我的钱在法租界买了栋洋楼。
门口传来皮鞋踢踏的声音，不耐烦了。我慢悠悠把账本合上，这玩意儿现在不值钱，但能让人睡不着觉。上辈子我就是太着急，二十一岁就想当上海滩的杜月笙-4，结果呢？子弹从后脑勺进去，从眉心出来，热乎乎的血糊了一眼睛。
重生这种事，说出来谁信？可我偏偏就坐在了这儿，二十岁的身子，四十岁的魂，兜里只剩下昨晚当掉怀表换来的二十块大洋-5。但脑子里装的东西，够买下半个外滩。
“陈青！你摆什么谱！”孔大少到底没忍住，推门进来了。
我抬眼看他。真年轻啊，西装领带一丝不苟，头发抹得能滑倒苍蝇。上辈子这时候我正巴结着他呢，孔家二房的长孙，手指缝里漏点钱就够我这样的“金融奇才”吃半年。现在？我看着他那张脸，只想笑。
“坐。”我指了指对面的沙发，“侍应，换壶碧螺春。”
孔大少愣住了。他大概准备好看我点头哈腰，或者至少站起来迎一下。可我偏不。重生回来这三天我想明白了，上辈子我就是太要脸，太讲究那些虚头巴脑的“规矩”，才会被这帮喝人血不吐骨头的家伙玩死。
茶端上来，热气袅袅的。我给他倒了一杯：“表哥，听说你最近在收南洋橡胶园的股票？”
孔大少端茶的手顿了顿。这事他做得隐蔽，连他爹都不知道。
“我也想做点小生意。”我吹开茶沫，“借我五万大洋，三个月还你六万。”
“你疯了？”他差点摔了杯子，“五万？你拿什么抵押？你那个破钱庄上个月就倒闭了！”
“抵押？”我笑了，“表哥，民国二十一年冬天，你在汇丰银行保险箱里存了什么东西，需要我提醒你吗？”
他的脸“唰”地白了。
走出和平饭店时，怀里多了张五万大洋的汇票。孔大少是捂着胸口送我出来的，那表情活像刚被剜了块肉。黄包车夫拉着我往老城厢跑，路过四马路时，我看见报童举着新出的《申报》，头版登着“东北义勇军苦战”的消息。风一吹，报纸“哗啦”响，像极了上辈子我咽气时耳边的声音。
我的钱庄确实倒闭了，但掌柜老周还住在闸北的板房里。我找到他时，他正蹲在门口喝稀饭，见了我，碗“咣当”掉地上。
“东、东家？他们说你……”
“说我死了？”我跨过碎碗片，“老周，想不想翻本？”
他盯着我看了足足半分钟，突然蹲下身，从床底下拖出个铁皮箱子。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账本、印章，还有一摞泛黄的名片。“东家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”他眼圈红了，“这些天我天天擦箱子，就等着。”
我的鼻子有点酸。上辈子我落难时，所有人都跑了，只有老周偷偷给我送过两回馒头。后来他被孔家的人打断了一条腿，瘸着走了，再没消息。
“召集旧伙计。”我把汇票拍在箱子上，“三天之内，我要知道上海滩所有纱厂的棉花库存，精确到包。”
“东家，你要做棉花？”老周瞪大眼，“现在洋纱倾销，国产纱厂倒闭了一大半，棉价跌得亲娘都不认得了！”
“所以才要现在做。”我望向窗外，天色暗下来了，远处霓虹灯开始闪烁，“老周，你信不信，有人能未卜先知？”
他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
我当然能未卜先知。因为我“死”过一回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三个月后，日本商社会在华北大量收购棉花，沪上棉价一夜暴涨三倍。那些现在哭爹喊娘的纱厂老板，到时候会抱着棉花包睡觉，笑醒过来。而我，要在涨价前吃进所有能吃的货，在顶峰时抛掉一半，剩下一半……我要开自己的纱厂。
重生之民国大亨，这六个字我上辈子在书摊上见过，当时嗤之以鼻，觉得又是哪个穷酸文人编的梦话-1。现在自己成了局中人，才咂摸出滋味——大亨不是穿金戴银前呼后拥，是把命押在赌桌上，还能笑着看庄家发牌。
老周的动作比我想象的快。第二天下午，名单就送来了。十七家濒临倒闭的纱厂，库存棉花加起来够上海人穿十年。我拿着名单去找沈玉仙，上辈子我的合伙人，也是最后捅刀的人之一。
她在万国商行的办公室比我的卧室还大。我进去时，她正对着电话发脾气：“……我不管！那批火油必须明天到港！”
看见我，她愣住了，电话听筒悬在半空。
“你没死。”这不是疑问句。
“托你的福。”我自顾自坐下，瞥见她办公桌上摊开的合同，乙方签名处龙飞凤舞写着“孔令伟”——孔大少的堂弟，也是沈玉仙的新姘头。
她“啪”地合上文件夹：“有事？”
“合作。”我把名单推过去，“这些棉花，我吃三成，你吃三成，剩下四成留给原主。”
沈玉仙像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：“陈青，你脑子被枪子打坏了吧？现在谁碰棉花谁死！”
“所以我才来找你。”我盯着她的眼睛，“沈小姐，汇丰银行那笔三十万的秘密贷款，还款期是下个月十五号吧？”
她的笑容僵在脸上。
从万国商行出来时，我口袋里多了沈玉仙签的合作协议。这女人狠，但聪明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咬牙。黄包车路过百乐门，歌舞声飘出来，甜腻腻的。我想起上辈子最后一次来这里，是庆祝橡胶园股票大赚，孔大少搂着我的肩膀说“阿青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”。
子弹就是从背后来的，兄弟给的。
“先生，去哪儿？”车夫回头问。
“霞飞路，陈公馆。”
那栋三层洋楼现在住着孔大少的远房表亲。我站在马路对面看，窗户亮着灯，隐约能听见留声机放周璇的歌。我的手指在裤袋里收紧，又松开。不急，才刚开始。
老周和旧伙计们在新租的小公馆里等我。客厅挤了十几个人，烟雾缭绕，见我进来，都站了起来。
“东家！”
我摆摆手，走到墙边挂着的上海地图前，拿起红蓝铅笔：“李四，你去无锡，盯着荣家的纱厂。王五，你去南通……老周，你留守上海，凡是有人抛售棉花，不问价，全收。”
“不问价？”有人惊呼。
“对，不问价。”我在南通的位置画了个圈，“三天之内，我要沪上棉商都知道，有个姓陈的疯子在高价收棉花。”
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这要是赔了……”
“赔了，我陈青从外白渡桥跳下去。”我转过身，目光扫过一张张脸，“但要是赚了，在座的各位，每人分红够在法租界买栋楼。”
房间里静了一瞬，然后爆发出低低的、压抑的吼声。那是穷怕了的人看见一丝光亮时的反应，我懂。上辈子我也有过这种时候，在钱庄当学徒，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，却没有一块大洋是自己的。后来我开了钱庄，开了银行，成了“陈先生”，却在最风光时忘了自己从哪里来。
这次不会了。
深夜，我独自坐在书桌前翻看老周整理的资料。当看到“大华纱厂”时，手指停住了。老板姓林，宁波人，三年前带着全部家当来上海办厂，现在欠债十万大洋，工人三个月没发工钱，库存棉花堆在仓库里快发霉了。
我合上资料，想起上辈子一桩旧闻：民国二十三年春，大华纱厂老板林永福在厂房梁上吊死，死前把最后五百块大洋分给了工人。报纸登了照片，尸体挂在半空，脚下是散落的棉花包。
窗外的上海滩渐渐安静下来，只有远处码头的汽笛声隐约传来。我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，苦涩在舌尖化开。重生之民国大亨，如果只是自己发财，那这第二条命未免太轻贱了-4。我要救该救的人，踩该踩的鬼，最后站在上海之巅时，能看见黄浦江里映出的不是又一个杜月笙，是真正能让列强胆战心惊的东西。
桌上的台灯“滋啦”响了一声，光线暗了暗又亮起。我拉开抽屉，取出那把上辈子结束我生命的勃朗宁手枪，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人清醒。这次，枪口该对准谁，我心里有数。
敲门声响起，老周端着一碗馄饨进来：“东家，吃点东西。”
“放着吧。”我没抬头，“老周，你说一个人要是能重活一次，最该干什么？”
他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说：“把对不起的人都对得起，把欠下的债都还清。”
我笑了。热气从碗里升起来，模糊了眼前的地图。上海滩的夜还长，我的路也还长。但这次，每一步都要踩得结实，踩得响亮。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人，那些背后捅刀的人，那些趴在民族产业上吸血的人——你们的好日子，到头了。
